如果说此前的瘦肉精等食品安全事件，抓抓利欲熏心的销售商家源头，问责一下管理不严的监管部门，尚算一种对食品安全的把控。可此次冒头的新型瘦肉精事件背后，竟然站着个浙大教授，这让对科学怀着无比景仰之情的公众情何以堪？原来这些严重损伤公共利益与公众生命安全的食品安全事件，竟与专家学者有重要的瓜葛。这些“天才的发明”让人叩问，究竟是什么让学术界人士堕落如斯？

 

　　长期以来，科研人员与利益靠的太近，又缺少相关规范制约。科研精神最核心的理念理应是公共精神与社会责任。倘若科学研究无视公共道德，藐视法律与科学伦理，则不仅会对社会造成可怕的伤害，更会让科学工作者个体陷入道德与法律的挞伐漩涡。有鉴于此，浙大教授涉及瘦肉精事件，理应成为学术界反思科学道德现状的契机，不仅需要建立详细的规范与细则来规范科研，更要让食品监管深入科研领域，让科研走在合乎道德伦理与法律的轨道上。

 

　　4.有学者指出，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普遍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倾向。高校扩招本来是为了普及高等教育来提高民族的竞争力，但片面追求规模和数量增长、急功近利的扩招是一种高等教育的“虚胖”，各高校的软硬件配套设施根本无法满足突然涌进校园的膨胀数倍的莘莘学子们的需要。扩招使师资大量缺乏，高校不得不以降低招聘“门槛”来充实教师队伍。一些大学教授把赚钱当作正业，而把教学和科研当做副业。另外，学校把学术成果作为了评价教师职业能力的绝对标准，教师如果在2-3年内没有发表或申请到课题，便要被解聘或者降级，这导致许多教师不潜心研究，而是抄袭他人论文予以发表；有的则在别人的研究成果中挂个名；有的则出钱请别人写文章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有的靠胡拼乱凑，学术垃圾成批从这些人手中生产出来。

 

　　某报曾经对当今大学生的学习情况开展了一次专门的调查，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求职仿佛已经成为大学生的首要任务，而学业似乎沦为副业。目前很多高校的专业课出勤率很低，而学生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在谈到毕业论文时，另一位大四学生告诉记者，自己正忙着面试、实习，刚“东拼西凑”了一篇开题报告，“论文到下学期再说吧，写论文不仅对找工作没有帮助，还要花费不少精力，我看不少学长一周就能搞定论文，这已经算是认真的了”。

 

　　5.“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着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由“钱学森之问”，以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与当前高校教育质量日趋下降的，还有当前存在的学术造假等教育乱象，我们不难看出，无法培养出创造性、发明型杰出人才已成为一个社会难题，制约着中国的发展。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学校校长为给学术更大自由而主动退出学术委员会，教授治校、高校去行政化已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讨论。

 

　　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现任南方科技大学首任校长的教育家朱清时，在2009年接受凤凰卫视网访谈时说：未来十年应该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十年，去除行政化、让教授治校、恢复学术至上是中国大学的必由之路。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这也说明了从国家到学者对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思索。

 

　　6.2004年中国科学院完成《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对中国科学界许多违背科学道德规范，败坏学风的学术不端行为，道德失范及学风浮躁现象进行全面评估。2007年1月16日，中国科协七届三次常委会审议通过《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试行）》，第三章列述了各种“造假、抄袭、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与共同体惯例”的“学术不端行为”。2010年10月31日，第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论坛在福州举行，中外专家学者就科技团体在科学道德规范建设中的引导作用，学术不端行为的源头治理，提升学术机构科学道德和诚信的办法等展开了讨论和交流。